性欲并不是全部问题的原因,弗洛伊德

性这个字在保守的中国人面前似乎总是与不堪入目挂钩的,从小时候的性启蒙,到长大后的性教育,以及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似乎中国人都是敬而远之的。那国外的研究学者们又是怎么看待性的呢?

图片 1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生于1870年2月7日,逝于1937年5月28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曾追随弗洛伊德探讨神经症问题,但也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的心理学家。

(接上文)

阿德勒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动机的原始基础集中于性因素的说法,他认为人对优越性的渴望与追求源于“自卑感”,而人的自卑感则肈端于人在幼年时的无能。他认为自卑情结的发现是个体心理学的重大贡献。对抗自卑感的主要方法就是“补偿”,即力图补偿自己的不足,克服缺陷以求达到优越的目标。由于补偿方法的不同,儿童形成了“生活方式”,即在生活中不断加以总结、归纳和概括,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一套特殊达到行为方式,以此作为对付环境的基础。

有研究者认为,人类活动有一个很独特的领域,在这里建立起话语关系是不容易的,所以它容易从具体社会环境中走出来,并丧失自己的意识形态形式,甚至蜕变到初始动物状态,这个领域就是性。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创始人

而精神分析学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领域,将“性”置于本能的境地,为人的一切活动提供生物性的动力。

阿德勒的心理学既不属于传统的学院派心理学,也不属于实验心理学,更是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用学院派、实验派或是弗洛伊德心理学派的尺度来评价阿德勒的理论体系是不公平的。

在弗洛伊德的努力下,性本能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本能,进入到人类文明领域,用心理学的显微镜,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明世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性欲理论和文明观。

“人学”这个词比较可以适当地指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所属的特殊心理学思潮。这种崇尚实用主义的心理学或称具体心理学,其本身并没有企图要去探求深层的素材,只是期望能提供原则与方法,让人类得以学到关于自身和他人的实用知识。这也是康德《实用观点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the Pragmatic Point of View)一书希望达成的愿望r很巧的是,康德在书的序文中两度使用“Kenntnis des Menschen”(有关人类的知识)一词,还一度使用几乎被阿德勒视为个体心理学同义词的:“Menschenkenntniss”(人学)。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指出,有关人类一般及日常生活之实用性知识的理论体系可由马克思思想演绎得出。而从尼采的作品中可能更轻易就能淬炼出另一个实用心理学体系。

1、性欲论

无论如何,与康德、马克思及尼采的学说相较,阿德勒的人学显得更系统化,且范围更加广泛。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阿德勒理论体系的起点:“发生在精神生活领域内的一切,就好像……某些基本的公设是真实的。”那么,到底有哪些公设呢?

“爱欲作为情感的力量、理想的目标,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及至善的化身,同西方文化一样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我看弗洛伊德的爱欲论(代译序)》,[M]美艾布拉姆森著《弗洛伊德爱欲论——自由及其限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弗洛伊德对爱欲的理解几乎与传统的“爱欲论”有着迥然的区别,在他看来爱欲并不是理性和美德的化身,而来自于人类黑暗的无意识领域。

第一,统一原则(principle of unity):在考虑身心关系和心灵的各种活动及功能时,人是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个体。这便是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强调人类活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以及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弗洛伊德学说不同之处。

他将研究重点放在爱欲产生的根源,而不是爱欲导致的结果,并总结出:爱欲源自于“无意识”,发端于人类的“本能”,借助文明化的升华途径,才发展到了传统所理解的那种理想的高级形式,也就是体现美德和理性的境界。

第二,动力论原则(principle of dynamism):生命没有活动,便无法被了解。但是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活动的原因,阿德勒强调的则是精神过程的目的与意图(他称之为“Zielstrebigkeit”,意指“为某个目标而奋斗”):“若缺乏受到近在眼前的目标所定义、条件化、限制及指引,便没有人能思考、感觉、意图,甚或做梦。”这种意图论(intentio nalism)必定包含着选择的自由。只有在可以选择某个目标或为了其他人而改变它的情形下,人才算是自由的。这个动作一旦完成,他便会别无选择地遵守自己所强制加给自己的规则。

无意识和性本能这两个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弗洛伊德的性欲论。

亚历山大·诺伊尔(Alexander Neuer)主张人类总是一直觉得自己处在不利的情境中,而决定是否要克服这种情境的想法是个体心理学的基础。u光有洞识是不足以克服此情境的,他必须行动,因此他需要勇气(就像上述那则小故事中所提到的,除非一个孩子可成为班上唯一一位可以解答某个问题的学生,并且有勇气走到黑板前面示范解题的方式,否则在数学这个科目他仍是失败的)。在他有意地改变生活目标之后,一个源自勇气的行为可以使他改变生活的形态。依循诺伊尔的说法,阿德勒视“勇气”(Mut)为高级的精神能量,或称之以“胆识”(thymos)。这个古希腊字的意义是“灵魂的本质”。如何将这种胆识传授给儿童应该是教育者的基本关怀。而且,不管病人是孩子或成人,这也是心理治疗者的基本关怀。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实质上是无意识的,而人的性本能冲动构成了文化和文明的基本动力。关于两者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本能冲动是无意识的根源,人的心理过程从根源上是以性冲动为基础的。

第三,环境影响的原则(principle of cosmic influence):环境总是对个体进行多方面的影响,如果个体被从中分离出来,就无法被了解。但是,在这些全面性的影响之下,每个个体又会经由他自己特别的方式来理解这个环境。社群意识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是对存在于环境中的普遍相互依赖关系的一种反映;我们无法将自己完全地由其中萃取出来。它赋予我们去感觉,也就是神入(empathize)其他个体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它就是一种对人类社群的自然与法度上的要求的自发性接受过程。

另外,弗洛伊德在《自传》中专门对“性”作了解释。

在此,似乎必须排除一些误解。社群意识非但不等同于与他人融合的能力,更超越对某个团体或理想的忠诚。它也不应该被误认为放弃个体人格而臣服于社会管制之下。阿德勒所主张的社群包括了各种家庭与社会联系的结构、各种创造性的活动(逻辑、语言、谚语及风俗习惯均由社会创造)和道德性的功能(正义是社会激发的产物)。因此,社群意识是个体对于规范人类彼此关系的原则的了解。

首先,它使性与性器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了,即性不再只是为生殖活动服务;
其次,性冲动包括所有纯粹的感情以及友爱的冲动,即用含义极为模糊‘爱’所指的那些冲动。

个体的社群意识发展多多少少因人而异:有时局限于家庭或其归属的族群之内,但也可能扩及国家、全人类,甚至动物、植物、无生命的万物以及整个宇宙。

这样看来,弗洛伊德理解的性欲同柏拉图所说的“爱欲”在意义上非常接近了。

第四,整体内部各部分自动进行结构化的原则(principle of spontaneous structuration of the parts in a whole):心灵的各个部分会自动地组织并彼此平衡,以完成个体自我设定的目标。感觉、知觉、想象、记忆、幻想、梦境──一切均收敛而趋于个体目标的方向。依此类推,若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则分工便是自动结构化的展现。不管个体或人类,自动结构化是针对自身规律所做的调适原则的表现。

因此,性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不能只作纯粹动物性行为的理解,它同时也是一种追求幸福、快乐满足的行为,当这一目标实现的时候,性欲就已经等同于爱欲了。

第五,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反应原则(principle of action and reac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his environment):针对不同的环境,一方面个体必须适应及不断地再调整。当他处于劣势时,不管直接或间接,个体会寻求克服它的方法。这种情形对个体或物种而言都是千真万确的。和马克思一样,阿德勒将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

“力比多”也是弗洛伊德性欲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深藏于性本能背后的一种具有驱动作用的能量,精神分析学也称之为“基力”或“性力”。由此可以看出 “力比多”力量的原始特性。

但是,正如流体力学的原理,每一个动作均会引发一个相对的反应,这对处在其所属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而言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于社群之外,一旦他想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及他人,就不可避免地会马上激发企图阻止他扩张的各种力量。”

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这种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使得性本能获得满足,产生性活动快感。如果这种满足不能实现,力比多反而会成为痛苦的根源。解决这种痛苦的方法有很多,“升华”被视为最理想的方式。

因此,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动力学。它从未把个体视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状态,而是用其行动及所引发之环境反应的角度来审视。

而艺术创造也就成为了解脱痛苦一种形式,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通过创作艺术活动将一定程度的“力比多”转移,借以升华为对艺术美、艺术理想的追求,并在升华过程中实现了性的满足和快乐。

第六,绝对真理律(law of absolute truth):一个虚构的常模规范了个体的行为,在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建构起适当的平衡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社群意识与合宜的自我坚持之间维系平衡。个体服膺此绝对真理的理想标准,表示他遵守社会的生活逻辑以及事实上的游戏规则。而痛苦、失败、神经症、精神病、性变态以及犯罪行为的发生,便是偏离此基本规则之程度的指针。

“力比多”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枯竭的、创造性的生命动力,甚至一切科学的、文艺的、宗教的问题都可以在“力比多”这儿找到精神分析理论的答案,可见人类无意识中的性能量在文明史上的巨大价值。

根据上述前提,我们便有可能推断出一种足以界定人类与自然之间、人类的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小团体内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其他每个人之间种种关系的辩证法。

2、文明观

阿德勒几乎从未提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法则。因为人类是高等动物中最虚弱者,他发展出一种具有预知能力的精神器官(psychic organ),从而想象劳动之分工。因此,他得以过度补偿其先天的弱势,并征服自然。阿德勒其实可以进一步讨论人类对自然造成破坏的问题,以及其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性后果,但他并未继续朝此方向进行推论。

弗洛伊德本人并非以文学艺术家著称,但他一生对古典文学艺术持有浓厚的兴趣,使他在艺术领域也获得突出的成就。

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辩证法早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阶级斗争理论做过充分的讨论。阿德勒可以继续在此议题上有所发挥,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似乎避免这么做。无论如何,他还是强调嫉羡的感觉是社会不平等的自然产物,这和源于攻击欲望的病态性嫉妒截然不同。然而,阿德勒投注了相当多的心力在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一个共同点,也就是男女个别角色的问题。生理上的分化并不足以说明两性在心理学和社会学角色上的落差。整个社会大众和私人机构均沉浸在男性优越的偏见中。阿德勒认同巴霍芬和倍倍尔(Bebel)的看法,认为用男性优越的态度来对待女性,在历史上是对上古母权制度时期的反弹。经由通常是无意识的教育以及精致的暗示,这种态度在男孩和女孩身上历久不衰,且不断地被增强。这便是神经症和阿德勒曾在《神经质人格》一书中十分仔细描述过的男性钦羡现象的主要根源之一。

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素材就来自于文学艺术作品。

阿德勒在其他著作中探讨了人类社群之间的辩证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我们记得他在1918年和1919年之际是如何尝试阐明战争的现象,并且用当权者那罪恶的不负责任态度以及民众一旦拆穿骗局之后的无助进行解释。战争可以被视为由少数人因为私利而追求权力所引发的集体精神病。但是,阿德勒并不认为追求个人权力是一种原发性驱力,而只是由错误的指导意识所造成的结果。后者可以被社群意识所取代。因此,教育最主要的作用便在预防战争。

弗洛伊德探讨社会文明形态的主要作品写于晚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智慧总结。文明过度发展所引发的一些列问题,使他开始对文明的本质、根源、前景等进行反思。

个体与社群相互关系的辩证,占了阿德勒的人学以及其他著作的大半篇幅。社会意识与自我扩张驱力之间的平衡,可能在非常早期便遭到破坏。当此不平衡发生时,阿德勒如何解释其缘由?在源于生命早年的自卑感中,他找到了解答。

弗洛伊德用大量的篇幅谈文明社会的具体存在形式,总结出性欲和文明之间存在的关系:性欲与文明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文明是性欲本能升华的结果。

“文明服从于一种内在的性冲动”(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80页),即文明服从于性欲,致力于实现性欲所追求目标:把人们由个体到群体,最后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实现保存自我,追求幸福快乐的目的。

在此,进行语义学上的解说可以说是适时的。阿德勒所谓的“自卑感”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与先天上的弱势有关,譬如孩子的体型比不上大人的,或是由疾病所导致实质上的虚弱状态。但是个体心理学家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大多是一种价值判断。其意义隐含于德语“Minderwertigkeitsgefühl”这个复杂的字中,它包含两个字根:“minder”意指较小的、次要的;“Wert”意为价值、重要性(value)。

作为一个“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了很久一段时间的人”,弗洛伊德对文明发展的源头及其所有历经的道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想法。

因此,它意味着个体宣判自己是“次级品”(lesser value)。保罗·赫贝林(Paul Häberlin)早已指出这种语意学上的误解。x但是,在1926年诺伊尔已经区分了“劣等位置”(positions of inferiority)与“自卑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的不同:前者为数众多,且涉及多个层面;后者则是因为缺乏勇气去克服前者所导致的结果。y同样的论点也被奥立佛-布雷

探索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首先提到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本身的行为、生命目的和意向究竟揭示了什么,他们对生命有什么要求,并希望从中得到什么?”他的回答是:“他们寻求幸福,他们想获得幸福和永远保持幸福”。(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27页)

赫费尔德(F. Oliver-Brachfeld)详细讨论过。z接下来,阿德勒本人将区分自然的自卑感人为引起的自卑情结(complex of inferiority)之不同。

关于幸福,弗洛伊德将其一分为二:积极的,旨在消除痛苦和不舒服;消极的,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人类活动表现出追求这两种幸福的趋势。

阿德勒先区分造成此自卑感的数种原因,其中包括他在1907年的论文中所描述的劣势体质。但是,此刻阿德勒强调个体对劣势体质所做出的反应,更甚于劣势体质本身的重要性。另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教育失策,譬如对孩子做过多的要求,过度强调他的弱小,把他当成取悦他人的玩具,让他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嘲笑他及欺骗他;此外还有社会因素,譬如穷困的孩子便会感受到经济与社会的弱势地位。

弗洛伊德将人类“幸福”视为性欲的要求,追求幸福的过程规定了达成生命目的的程序,一开始就支配了人们的心理活动。

不管原因是什么,自卑感可以循着两条不同路线继续发展,在孩子身上便可以察觉到这样的差异。两者都在追求自身的超凡,只是遵循不同的路径来达成目标罢了。

文明产生之前,人类个体是自由的,尽管这种自由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价值,人们行为的动力来自他们的本能:一种是生本能,即爱欲(性欲)的本能或自我保存的本能;一种是死本能,即攻击性本能。

第一种情况中,个体会直接努力凌驾于他人之上。他的指导方向、心理机能和性格特质均定位于此目标之上。他表现得野心勃勃、高傲、善妒,并充满恨意。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便是此优越情结的众多表现之一。而且,一如他表示过的,这些攻击性的感觉可以用各种不同的面貌浮现出来。

依靠这两种本能的人类活动具有随意性,随意地进行性行为繁衍后代,为保存自我随意进行攻击性行为,而这种随意性本能却有着毁灭生命的倾向,使得每个个体都存在毁灭以及被毁灭的可能。

第二种情况是,个体尝试用间接的方法来达到他想高人一等的目标。他会撤退到某些防卫性的屏障之后,譬如虚弱、害羞、焦虑、限定自己的家庭或社交关系。这样的位置使他至少可以对一些人实行独裁与宰制。同样,其行为模式也有数不清的变形。

当毁灭性本能与追求幸福的性欲目标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文明”作为一种可以获得幸福并长久保持这种幸福的特殊过程成了人类发展的需要和必然。

阿德勒相信个体通常会选择第一条路线,只有遭遇到挫折时才会走上第二条路。这种情形发生的时间或早或晚,但是经常发生在童年早期。

弗洛伊德将文明界定义为“人类生命将自己提升到其动物状态之上的有别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弗洛伊德《论文明》,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年10月版,2004年版,第6页)

无论如何,在自我设定的超凡目标与达成目的的能力之间存在的落差,总是会让个体尝到失败的滋味。个体接着会长期用保持距离的方法来避免失败。当他快达到目标时会突然撤退,在即将抵达终点前他会停止前进,表现出踌躇不决的态度,或巧妙地建构起人为的障碍物,来阻止成功的到来。每当如此精妙地操作距离还不足以令他满意时,个体的梦想便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而且为了避免悲惨的结局,他会转而实行阿德勒所谓的特殊措施:可能是抑郁、焦虑、畏惧、失忆或任何一种神经症;有时它也会采用身体疾患或精神病的形式表现。这一特殊措施的目的在于对环境与个体本身的欺瞒,掩饰其即将要遭遇挫折的壮志未酬。在这样的观念下,各式各样的神经症、抑郁症、性变态、药物成瘾、犯罪行为,甚至精神病,都只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障碍的各种表现。

这其中就包括人类为控制自然力同时攫取其财富以满足自我而获得的全部知识、能力以及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这一切都是文明社会才有的东西,满足了人们保存自我以及追求幸福的性欲目标。

性欲并不是全部问题的原因,弗洛伊德。小团体内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是个体心理学关切的另一焦点。这适用于任何自然或人为团体的情境中。苏黎世的毕亚许(Biäsch)教授目前正把阿德勒的原则运用到工商心理学的研究上。事实上,阿德勒主要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家庭情境中的心理学上。

但同时弗洛伊德也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实现是以“强迫劳动和放弃本能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人类为了实现性欲所要达到的爱的目标,牺牲了人的两种本能,于是,文明一开始便带有了压抑特性。

在孩子的生命中,最强大的影响力来自母亲,她是(或者说她应该是)社群意识的播种者;父亲的任务在于建立其勇气与自信。弗洛伊德主张,俄狄浦斯所遭遇的处境是人类生命中正常且必经的阶段,但阿德勒认为那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受到错误教育的结果。与双亲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爱与恨,他们其中之一都可能扮演“对手”(Gegenspieler)的角色(对手,指小孩借以估量自身实力的对手)。这个角色也可以由兄弟姊妹中的某位担任,特别是最年长的一位。

当然,文明产生的价值在于克服人类性本能随意性所带来的恐惧和担忧,它通过约束人类的随意性行为来克制人类的攻击性,文明也因此成为原始时代人们引以为豪的成果,其压抑性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进步的。

根据阿德勒的看法,家庭中每一个孩子的出生与长大,均会因其在手足之间相对关系的位置而有特殊的面向。首先,最大的孩子的境遇要优于其他手足。他被养育成自觉是最强壮、最聪明,也是最负责任的人。这也是他为什么会重视权威与传统,并且作风保守之故。另一方面,最小的孩子总是担负着可能成为家中被宠坏且个性怯懦之人的风险。虽然长子会继承父业,幺儿却可能容易成为艺术家。有时经由过度代偿作用,他会发展出巨大的野心并努力成为整个家庭的拯救者。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会一直处于承受两方压力的情形下,他不但要努力超越兄长,还得留意幼弟会取代其地位。若是独子的话,他甚至会比幺儿更容易受到溺爱而被宠坏。双亲全神贯注于其健康状况,可能会造成他易焦虑和胆怯的特质。

文明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活动不再过度随意,而是为保护自己免遭别人的“毁灭”,学着去“爱邻犹爱己”,(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提到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类相互攻击的心理结构倾向,而“‘爱邻犹爱己’这个训诫是对人类攻击性本能的防御,是文化超我的非心理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达到一种联合体的状态,个体因此在团体中得到了安全感。

这些模式会因为手足之间的间距、男孩与女孩的比例以及他们彼此的相对位置而有所调整。如果长兄之后紧跟着一个妹妹,因为妹妹的成熟比较快,做哥哥的有一段时间会担心被妹妹超越。另外还有很多状况,其中以众多兄弟中唯一的女孩和众多姊姊中唯一的男孩的情形最特殊(阿德勒认为,这是特别不利的一种状况)。

一个团体得以长久维护的伦理道德、宗教教义、法律法规因此因为被需要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态度是肯定的,它在人类进化史上,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对于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阿德勒也略有涉及。在社群意识的指导下存在着正常的服从关系;叛逆则是缺乏社群意识或醉心权力的结果。犯罪团体内的盲从关系危害特别严重。阿德勒视催眠为一种特别的人际关系,对被催眠者和催眠者而言同样有害。阿德勒说,暗示是一种针对某外来刺激的反应方式;有些个体容易倾向于过度重视他人的意见而看轻自己,其他人则倾向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而不知不觉地拒绝了他人的意见。至于两个初次见面的人如何立即自动地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关系,阿德勒虽然在其著作中曾隐约地提到,但从未对其有过清楚的描述。

同时,弗洛伊德将“文明”置于发展着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了一番辩证的思考。他指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追求幸福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幸福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的感受性是随着文明的高度发展逐渐被觉察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存在的严重困难之一是,彼此缺乏了解。大部分的人对自己和他人都缺乏洞察力。更糟的是,生活经验无法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习惯于用早已被扭曲的世界观来审视这些经验。此外,他们并不希望被启迪,以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但阿德勒相信,若是关于人的知识能更加普及,社会关系便能有所增进,因为如此一来人将无法轻易地欺骗他人。

他认为,人类的痛苦有三大根源:自然力、个体的死亡倾向,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对于前两者,弗洛伊德的态度持顺其自然接受的态度,而对待第三个让人痛苦的根源,也就是社会根源,他的态度却不甚乐观。

要完整地评估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事件。每个个体对这个世界的印象大部分取决于他是个视觉型、听觉型或是运动型的人。后者需要更多的活动。阿德勒同时强调个体之心理和物理能量强度的重要性,这是无关乎勇气的。因此,我们了解到,若要全面性地评估一个人的人格,就得去发掘他的体质缺陷、早期人际关系与家庭背景:是属于感觉型或运动型?天生的物理及心理能量怎样?可作的自由选择有多少?以及是否够勇敢?

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里面是否潜藏着一种“不可征服的性质”——人类自己的心理结构方式。正是这种潜伏的心理结构使得人类因文明而遭受了大量的痛苦,如果把这种文明放弃或者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人们就会幸福很多。

阿德勒便是用上述的观点来仔细观察人类生命的过程与发展。人的个体性在非常早期就已被表现出来。阿德勒认为,评估数月大的婴儿的社会意识强度是可能的。孩子2岁时,我们更可以通过他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方式推断其社会意识的强度。当孩子逐渐长大,他的游戏方式也显得更具个人特色。阿德勒同意古鲁斯的见解,认为游戏是孩子对于未来的一种自发性预演,但是除此之外,游戏也是孩子的创造力,或是其社群意识和权力欲的表现。儿童期早期也是人类通过各种细微的方法向环境学习的时期。从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有关男性与女性个别角色的观念开始,儿童得以发现自己的角色身份。阿德勒认为,孩子对于自己未来职业的一连串愿望是重要的,他主张缺乏任何此类愿望可能是严重根基不稳的征兆。成年期则是个体必须履行人生三个任务的时期,这三个任务是爱情与家庭、职业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以个体执行这三件人生任务的方式,可以评估他的适应状况。随后老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新问题也应该用这种透视法加以检视。

文明由“功臣”到“罪臣”的过程,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暴露出的问题,文明与性欲之间的不和谐状态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文明的本质。为什么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意识到幸福感的缺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回到文明产生的根源上去。

阿德勒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的理论在1920年出版。阿德勒眼中的抑郁发作,不过是病人处理生活事件所惯用方式恶化的结果。他认为,抑郁病患是个一直受困于某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的人。其个人特质显现为个别个体处理这种自卑感所采取的方法。从童年早期开始,这样的人便表现出缺少精力、活动量不足、逃避困难、不愿做决定和担负责任的人格特质。他用不信任和吹毛求疵的态度对待别人,眼中的世界基本上也是充满敌意的;生命对他而言是恐怖的艰巨任务,伙伴在他眼中都是冷酷且持排斥态度的。另一方面,这种人总是秘密地觉得自己拥有不为人知的长处,并期待从别人身上掠取最大的好处。为了达成其秘密目标,这样的人会采取一些特定的策略: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弱小和不引人注目,把生活圈限定在自己可以掌控的狭隘范围之内。通常对周遭的人采用的控制手法是抱怨、流泪和悲伤。在致命危机的冲击之下,便会出现抑郁状态,譬如在面对外来的压力,必须做出无可转还的决定时;环境变得危机四伏且无法掌握时;甚至只是病人对自己变得更加吹毛求疵时。当抑郁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发作后,失眠和食物摄取不足及其他类似的会引发生理失衡的因素便引发一连串的恶性循环,结果使其更加沉溺于幻想。

社会文明催生了文化联合体,而它的深入发展又导致出现了让联合体控制更多外部的世界,赢得更大生存空间的倾向。

阿德勒主张,会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从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对生命的恐惧。此病往往发作于他们必须面对生命的种种任务时。这种疾病本身便是极端丧失勇气的表现。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目前这种文明状态并没让人类表现出“享受”的感觉,文明本身似乎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关于酒瘾,阿德勒与其门生曾指出多种致病原因。劣势体质可能扮演了某种角色。喝酒可能是一种舒缓自卑感的方法,一种男性钦羡的表现,或是增强对其他人之敌视态度的一种表征。喝得酩酊大醉是一种将自己从社会割裂出来的方式。酒精成瘾是逃避生命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手段。一般说来,阿德勒认为性变态是代表男性与女性在心理上距离增加的表现。它同样也是个体反叛正常的性别角色以及对性伴侣的反对与敌视态度的一种表征。

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需求和爱欲本是文明之母,但文明最终却脱离了它,“爱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明确性。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用难以忍受的限制来威胁爱”。(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51页

阿德勒在1917年出版的一篇长达75页的研究报告和他在1930年的一篇篇幅较长的专题论文,同样以同性恋为讨论的主题。阿德勒拒绝接受同性恋的生理体质理论。他承认某些同性恋者可能表现出一些异性的第二性征,但这样的表征也出现在很多完全正常的个体身上。这种情形并非用生物决定论说明,必须完全仰赖于病人用何种方式表现,以此确定自己的体质性向,及以此倾向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作为。对于异性的恐惧和敌意是其主要因素,因为同性之间心理学上的距离要比异性间的来得近些。没有受到适度训练以扮演其社会角色的孩子,会避免和异性接近,并且会代偿性地过度强化他与同性的关系。从此以后,每当他面对需要与异性互动的情境,其反应便是气馁与溃逃。在他较晚发表的关于同性恋的专著中,阿德勒强调训练的重要性:通常要成为一个性变态者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同性恋者则是通过自我欺骗的手段,轻易让自己相信在记忆所及的生命早期,自己总是被同性的孩子所吸引。

“爱”的明确性体现在它最初的形式中——性本能,即使文明发展之后,在人的潜意识中仍然如此。“爱”的最初形式并未直接放弃性满足,异性之间组成一个家庭即源于生殖的满足,文明促使家庭、团体形成并壮大之后,团体中兄弟姐妹之间积极的爱却成了“受目的制约的爱”或“感情”。

在动力精神医学的诸多伟大先驱者之中,仅有荣格和阿德勒是具有与罪犯相处的临床经验之人,而且阿德勒还是唯一一位将亲身经验化为与此主题有关的著作的作者。和神经症、精神病以及性变态一样,阿德勒发现犯罪行为的基础是缺乏社会关怀。但是,犯罪行为至少有一点与其他的病态行为不同:犯罪者不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为满足,相反地,他把这些善意视为一种负担,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他似的。犯过错的孩子之所以可以被辨识出,是因为他为所欲为地伤害别人。阿德勒将犯罪形态区分为三种:首先是被惯坏的孩子,他们习惯接受却从不付出,这样的行为模式便一直持续下去;其次是被忽略的孩子,他们真正经验到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最后一类则是那极少数的恶质孩童。但不管最初的情形怎样,犯罪者均表现出对卓越成就的热切追求。阿德勒认为,犯罪者在本质上永远是个怯懦的人。犯罪者从不参与公平的搏斗;他只有在自己占有优势的情形下才会从事犯罪行为(他偷东西的对象是不注意或不设防的受害者,他杀人也只挑无法防卫自己的受害者下手等)。他的优越感直接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他被逮捕之前,通常已经在未被发现的情形下犯下了许多罪行。促成犯罪行为的因素还有智力程度偏低和职业训练的缺乏。根据博彤的记述,阿德勒发现和其他罪犯比较起来,夜贼是较容易被治愈的。这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比罪犯的平均程度高;另外,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专业”,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正当的职业并调适自己去接受它。

另外,为加强联合体的结合力,文明制约了大量的“力比多”并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性活动。于是,大多数非生殖形式的性行为被文明挡在了门外,使得原本不受谴责的异性之爱被文明进程中合法性及一夫一妻制的名目所压抑,“爱”因此被赋予了排他性。由此可以看出,文明源自于人类无意识中的强烈的性本能冲动,这是原始时代人类自由的最主要表现之一。

与弗洛伊德不同,阿德勒并未广泛地涉入艺术、文学、人类学和文化史的领域。

这种对性自由的渴望可以在人格原始本质残余中找到它的根源,但是文明中的禁忌限制了这种人性,使得人类最初自由的性行为与现实文明社会变得格格不入,人们在文明社会中因此失去“自由”而感觉到了苦恼与不快。

文章内容节选自《让内与阿德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版),有删减。

对于文明与性欲之间矛盾的产生,弗洛伊德认为“另一种不和睦是由女人引起的”。(“另一种不和睦是由女人引起的”,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选自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长春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第252页

“世图心理”冰山系004《让内与阿德勒》对弗洛伊德、荣格产生莫大影响的皮埃尔▪让内为何被众人所遗忘?为何阿德勒的伟大成就被四处抄袭?揭开两位“天才”心理学家被尘封的历史。

女人是性生活和家庭的利益代表,她们曾经用爱的要求和幸福目标的实现要求男人们放心离开家去发展文明,男人们因而被迫把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升华为建设文明的能量。

“世图心理”冰山系,针对目前社会人文现状和大众对心理学的好奇心理,精心挑选了各位现当代心理学家对古典心理学大师及其理论的解读性作品,深入分析和阐释了某个心理专题。书系取名为“冰山系”,意借冰山之形象来为书系定位,冰山10%在可见的水面之上,90%处于不可见的水面之下,希望通过此套图书,揭开心理专题的冰山一角,引发读者对水面之下的探究与思考。现已经出版《弗洛伊德与荣格:发现无意识之浪漫主义》《荣格与新时代》 《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内在工作:荣格与心理学》《让内与阿德勒:发现无意识之理性主义》《弗洛伊德的使命》。

当建设文明所需要的能量与男人可供支配的心理能量失衡的时候,他们必须分配他的力比多来完成任务,这很大程度上导致男人对家庭团体和性生活的疏离,最终导致了女人和文明之间敌对关系的成立。文明因此成为个体与集体之间矛盾的原因,她们对待文明的敌视态度很快在家庭团体中成为显性的和普遍的现象。

于是,随着文明发展的深入,爱欲逐渐从文明的基础变成了文明的对抗因素。

弗洛伊德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文明中,性关系只有在男女关系持久结合基础上才是允许的;性欲作为一种为自己寻求快乐的根源,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文明的意图只是把性欲当成使人类成倍增长的、不可被替代的手段。这使得文明与性欲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本文由明仕msyz手机版发布于宠物-蜂鸟摄影论坛,转载请注明出处:性欲并不是全部问题的原因,弗洛伊德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